岂止一条命——自杀离世的知青
岂止一条命
迷途少女
属鼠?
战友说，二师十七团有两个大厂，电厂和化肥厂。
大概也是71年吧，才十七岁的林小龙，从浙江奉化来到化肥厂。化肥厂离铁道不远，只有三里地。
刚到连队，睡的都是通铺，也就是一个大炕睡上十来个人。
林小龙的父母都是教师，本来是被人尊重的人物，却在文革中降为被批斗被侮辱的对象。
林小龙长的清秀文雅，甚至有点像小姑娘那样腼腆，胆子小小的，不像北方的男孩子那样彪悍高大。
那时候，普通话还没普及，南方人说普通话咬字不清。小龙和北方战友一说话就紧张，甚至有点结巴，表达不清，但他说家乡话很流利。
到化肥厂还不到一年的某天早上，睡在一个炕上的某个知青突然叫唤，他的一支很不错的钢笔找不到了。
于是，传到连部，有人偷东西。
保卫科的保卫干事觉得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决定大干一场。
第二天，这个干事想出一个妙计，所谓《敲山震虎》 。
就是让知青战士站成一队，然后穿着军装的保卫干事和连队领导站在队列前，严厉地虎视着一个个知青，如果哪一个知青慌张了，就说明他做贼心虚、心中有鬼。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心理各有不同，有胆小的没偷，但被一个个军人领导威视着，也有点怕怕的，不自然。
林小龙站在队列里，因为他个子小，站在第一排，和瞪视着眼珠子恨不能立刻抓出小偷的保卫干事，几乎脸对脸。
林小龙有点紧张，他避开那双敌视他的眼睛，心里说着不是我，不是我。
可是，这个保卫干事紧盯住他不放，并且大喝一声：林小龙！出列！
林小龙哆嗦了一下，这个动作又被保卫干事看在眼里，这就是证据，做贼心虚，害怕了。
说说你偷钢笔的过程！藏在哪里？保卫干事不容置疑地喝道，并且把小龙拖过去，开始强行搜他的身。
林小龙结结巴巴地说着普通话：不、不是我，我没、没偷，冤枉、是冤枉，不能冤枉、好好人。
林小龙咬字不清地辩护着，挣扎着。
保卫干事心里很高兴，就是他了，这个林小龙，跑不掉啦！再去宿舍搜，看你怎么赖。
连队的保卫干事，其实就是一个现役军人，是随便分配的工作，并没有经过什么警察司法学校学习和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臆想和本能来工作。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林小龙突然就成了罪犯，被保卫干事揪着拖着，当然，在宿舍也没有搜出那支钢笔，但这不足以说明林小龙不是小偷，谁知道他把钢笔藏在哪里？一支小小的钢笔很好藏嘛，保卫干事胸有成竹。
但是这位保卫干事难道不知道捉奸捉双，抓贼捉赃吗？
经过文革的动乱，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很随便地被某一个人某一句话，就被当做敌人打倒在地。无需什么证据，也无需什么法律，甚至不用审讯，一张大字报就可以杀死一个人。
保卫干事也是这样过来的，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他心说一个毛孩子，我还治不了你？
于是，林小龙厄运到来，当天就被关到禁闭室，看押起来。
偏偏林小龙的父母又是被批斗过的对象，保卫干事查看过他的档案以后，更加坚信这个小崽子不是好东西。
于是，连续几天的审讯、殴打、侮辱谩骂 ... ...
最让小龙无法承受的是，当小龙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解说，父母总是教育他做人要廉洁，要自律，他从小没有拿过人家一针一线时。
保卫干事拍着桌子说：还提你父母？那一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狗教师，能教育出好人来吗？
林小龙彻底绝望，谁能为他伸冤，他被当做一个贼，一支钢笔就毁了他的名声，如果真的就这样定案，他在连队这一辈子还抬得起头吗？他无颜见人，有口难辩。
在那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藐视法律、藐视生命，人性丧失的政治高压之下，人们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林小龙辩护，讨要一个公道。
小龙被关在禁闭室里已经好几天，他坐在地上望见四面封闭，看不见一丝星空蓝天的土墙上，竟然长出一簇簇碱花，就像外面戈壁滩上的碱花。
他想象自己跑出去了，在盐碱滩上拼命奔跑，风儿吹在耳边，他好像听见呜呜的火车声，不远的地方有个小火车站，有铁路，有铁轨 ... ...
第二天早上，八月份的一天，小龙穿着一件单衣，带着被殴打的斑斑伤痕，趁着看门人离开去方便的空隙，跑出禁闭室，直奔铁路而去。
他自由了，没有人可以再关押他、殴打他、再审问他、把他当做贼。
化肥厂离铁路只有三里路，走着去用不了半小时。
林小龙就在这片盐碱滩上，很快地走完了他还未成年的一生。
他才十七岁，只不过是一个心智还未成熟的少年，他一边走着，一遍流泪，一遍喊着：我不是贼、我不是贼、还我清白，还我清白！他无处哭诉，无处声辩。
长长的铁轨就在眼前，小龙蹲下身子，摸了摸坚硬又冷冰冰的铁轨，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只见白茫茫一片碱花，稀稀拉拉地长着几颗骆驼刺和芨芨草，被风吹着摇晃着，寂寂寥寥。
小龙此时已经恍惚，他只想着赶快逃避，逃避眼前这个可怕的遭遇。
他慢慢地躺下去，把自己的腰部垫在铁轨上，痴痴地望着那洁净高远的蓝天白云，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硬生生地放弃。
弱小的林小龙只是渴求仁爱，渴求公道，现实已经超出他的他承受极限，他不是罪该万死的坏人，但是坏人却不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火车不知道前方有一条活鲜鲜的生命躺在铁轨上，呼啸着轰隆隆地向前疾驶而过，毫不留情地把林小龙腰斩两截，血溅铁轨，一个花儿一样的少年，就这样凄惨地湮灭。
后来是卫生队人员用铁丝，咬着牙，流着泪，把林小龙瘆人可怖的两截尸体缝接起来，埋在铁道南边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里。
据说，后来那个丢失钢笔的战士，在大炕的缝隙里发现那支，已经被烤变形的钢笔，呆呆地看了半天，又悄悄地扔进炕洞里烧掉。恰巧被另一个战友看见，传开来，大家本来就不相信是小龙偷的钢笔，如今更是为他痛惜。
不久，浙江省来了一支慰问浙江知青战士的慰问团，他们发现奉化新战士来兵团，不到一年就死了一个人，有人要求连部解释这件事。
保卫科当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件冤案，连部领导也胳膊肘往里拐，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待着慰问团，不给确切的回答。
慰问团的主要任务只是慰问一下而已，并没有责任追查这件事，结果问不出所以然，也只好作罢。
这个所谓的案子就此不了了之，成了一个永无头绪的无头案，渐渐被人遗忘。
林小龙拖着他被铁丝缝结着的两截血淋淋的身体，一个冤魂，永久游荡在遥远荒僻的盐碱滩上，哭喊着：还我清白！
如今几十年过去，化肥厂也早已不复存在，还有几个人记着这个清秀腼腆又老实的小龙？
感谢这位还记着小龙的知青，让我有机会为小龙喊冤，为他写上这篇悼文，悼念这位与我同是南方人，出生在美丽奉化，来到兵团接受再教育，被逼用卧轨自杀，来证明自己清白的小知青。
韩淑华中等个头，体态微胖。性格有点孤僻，连天津老乡也不多交流，有事总是闷在肚子里。她不善于劳动，是那种总也学不会的人，因此，干活不大主动。她嘴比较馋，但北大荒没有几样零食，只有品种单调的饼干和糖果，特别是饼干，其硬无比，牙口不好的，还有点费事。即便这样，她也是小卖部的常客。
小韩出身于工人家庭，家境一般。但她哥哥在东北插队，条件更艰苦。她与哥哥感情很好，怕哥哥冻着，将自己发的棉大衣寄给了哥哥，自己只穿棉袄。发了工资，也常接济哥哥。加上好吃零食，因而，她的工资基本剩不下来。
一九七一年四月，小韩随队到12.5公里外的西通镇修水利。当天一大早，队伍来到水利工地。安顿好住处，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早餐后，天津女知青焦秀兰和班长房淑琴相约去小镇逛逛。
当她们背上挎包准备出发时，小焦发现自己放在挎包里的钱不见了，是用手绢包起的两张5元和两张2元的纸币，共14元。她们随即向领导报了失。很快，营部知道了此事，要求她们先别声张，由教导员负责侦查。几天后，营部在小卖部里查获了这四张纸币，据营业员回忆，花这笔钱的是十连的一个女战士。连领导本着教育的原则，要求排长与几个有疑点的人谈话。其中有韩淑华。排长找她谈话时，小韩一口否认自己有偷窃行为。
其实，连里并不完全掌握证据，仅仅是进行疑点排查。没人承认，既不能全连搜查私人物品，也不能不了了之。十几元钱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个小数目，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丢钱的小焦家境也不富裕，于是，连里指示排里，在开会学习的时候开展不指名的帮助教育，希望同志能主动承认错误。
一个来月的修水利任务完成了，小焦丢钱的事还是没有着落。连长亲自参加了排务会。排长循循善诱，连长则扮黑脸，瞪大双眼吼道：“都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别以为能混过去，谁干的，我心里明镜似的。只是给你个机会，主动承认了，坦白从宽嘛，……”一席话唬得女孩子们大气不敢出一口。
回到十连驻地后，没几天，团电影队来放电影。晚饭后，大伙全都聚在食堂里高高兴兴看电影。第二天，班里报告又发生了失窃。这次丢钱的还是天津女知青，叫王学敏。那天，班里整理内务，小王从搁板上取下自己的旅行袋，整理东西时，发现放在里面的18元钱不见了。
为了内务整洁，大家的旅行包等大件物品都统一放置在铺位上方的搁板上，并且按大小顺序放置，看上去整齐划一，但某人的物件就不一定在自己的铺位上方了。王学敏的那个旅行包，恰恰在韩淑华的铺位那边，于是，小韩又成了怀疑对象。
这次，依然是排里、班里开会，运用“斗私批修”的武器，对偷窃行为展开批判。随后，连领导指示排长再次找有疑点的人谈话，依然没人承认。班里斗私批修的时候，小韩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一走了之。那些天，她谁都不理，一个人独来独往，有时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语。这些表现，被大伙解读为反常状况，反映到连部，连部指示班排长密切注意小韩的动态。
一天，女六排宿舍，排长拿起放在铺上的上衣穿上，扣上纽扣后，习惯地整一整衣领、口袋，当她手伸进口袋后，竟然掏出了14元钱!排长意识到，这可能是拿了小焦钱的人用这种方式还钱呢。但无凭无据的，万一还有其他隐情呢?她认定这不是自己的钱，立即报告了连部。
连领导也认为不明不白的，不好结案。小王被窃的18元还无下落，两件失窃案究竟有没有关联呢?一个武装值班连队，毕竟不是公安机关。领导的意见还是多做工作，让犯错的人自己承认最好不过。排长又一次召集全排开会，又是学毛主席语录，又是讲党的政策，苦口婆心地开导。后来，张副指导员还分别找了几个有疑点的人谈话，当然也包括小韩。张副指无非还是开导，并表示，犯错改了就好，连里一定保密，不再追究。小韩还是一口咬定，不关自己的事。一系列的会议和谈话，还有“天天读”上的“斗私批修”，小韩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成天闷闷的，阴沉着脸，谁也不理。连里生怕出事，就悄悄指示班长，以战备值班的名义，每晚增派一人在宿舍值夜班。本来十连地处边境，仓库、油罐等重要地点都派有岗哨，增加一个值班点，不会引起他人的大惊小怪。但班长心里明白值班的任务，她每晚都悄悄向值班的战士交代：注意宿舍里的动静，特别是对有疑点的人，如厕也要跟着!
增加夜班的两三天后。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值夜班的张莲慌慌张张叫醒班长房淑琴，说韩淑华不见了。房班长吃了一惊，迅速起身，到小韩的铺位上看个究竟：蚊帐低垂，被子鼓鼓的，好似有人睡着。原来，被子里是衣物和枕头。值班的张莲自知打盹误了事，心中忐忑不安。连里急的是人的安全，立即派人四处寻找。一连找了两天，一无所获。边境线上的一个战备连队，竟然失踪了一名战士。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统领一切，珍宝岛的硝烟还未散去，连队领导的压力可想而知。曾有人怀疑，小韩会不会过江?但连队领导从未做过这种推测，只是纳闷，她去了何方?
几个月后的十一月，十连的大豆还未收完，就飘起了雪花。有人无意间发现林子边上的一口因有战士牺牲在里面而废弃不用的水井里有漂浮物，连里组织打捞，才发现是人。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从衣着辨认出死者是韩淑华。
她为什么要寻短见?从女六排两次丢钱的事件分析，人们猜测着两案的关联：韩淑华因接济哥哥和好吃零食，入不敷出，一时糊涂拿了战友的钱。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排查和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她深知阶级斗争的残酷，不敢承认。但她又想如果能把钱还上，事情也就平息了。而钱已经花了，用什么归还呢?于是有了第二次，目的是拆东墙补西墙。没想到，西墙没补好，东墙的窟窿又被发现，连里的排查更紧了。又是会议，又是谈话，虽没点名，却是句句如箭穿心。她是个性格孤僻的人，没有倾诉的朋友，心中的犹豫和郁闷得不到释放，可能已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不归之路。
人们也猜测，也许两件案子都与她无关。她只是性格太孤僻，心胸太狭窄，以致人们因她嘴馋，干活不卖力而怀疑她时，她不会、也不愿坦然面对，或依靠组织来排除疑虑，以致越陷越深，在人生的岔道口，迷失了方向。
悲云笼罩着十连，大家的心里都堵得慌。天津的知青们更是为失去了一位老乡而哀婉，丢钱的焦秀兰和王学敏在心里呼唤：“别介意!那钱我不要了，不找了，您就回来吧!咱毕竟是战友啊!”
案件的真相已无从侦破。但小韩确实死了，死得让人扼腕叹息，死在花一样的年龄!
(刘宏海根据李风兰、夏海秋、甘德华、马玉莲、焦秀兰、王学敏、房淑琴、吴佳媛的回忆整理)
属鼠?摘自《生命记忆》朱松鹤，男1948年生于上海，有二姐一弟，排行老三。1968年8月上海仪表厂半工半读技术学校毕业，1969年5月16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2团(后为857农场)3营14连，后调15连，农工。1977年11、12月间，连队发生重大失窃，朱被嫌疑监管，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年仅29岁。一九七七年初冬，北大荒庄稼早已收割完毕，田野一派萧瑟。
上午9点左右，三营营部邮局的老夏接到十五连连长的电话：朱松鹤如果还没有上车，就立即拦住他。
老夏刚放下电话，就听见了屋外的汽车喇叭声。他奔出门，只见开往密山的公共汽车，像喝醉了酒似的，歪歪扭扭地刚刚进站。原本8点半的车，9点多才到。在为数不多的乘客中，朱松鹤正前脚跨上车门。老夏急忙跑过去，拦住了他，说，连里有事找你，你不能走了。
一会儿，连里派来的“尤特兹”(一种大胶轮运输车)，把朱松鹤拉回了连队。
前些日子，连里发生了重大失窃案。放在连部办公抽屉里的全连一九七八年的计划布票，不翼而飞。场部派来了工作组，负责侦破此案。工作组日夜排查，没有头绪。不几天，一拖拉机发动马达，排气管里竟喷出一叠布票；过了几天，食堂的半截火墙顶上又发现了零星布票，上面还压了一块砖头。工作组赶紧摸查，杳无结果。又过了几天，早上连领导上班，开连部门时，一些布票从门缝里掉了下来。这一切似乎表明，盗窃者在挑衅，又像是嘲弄：看你们有多大的能耐破案?
怀疑的目光涟渐地聚焦到朱松鹤的身上。
朱松鹤，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知青，中等偏上的个头，瘦瘦的。按理说，他好歹是个中专生，到边疆八年多了，却仍然是个农工，他的表现实在是太一般了。他会耍小聪明，眼中自然流露着上海人的精明和狡黠，他又爱贪小便宜，小市民的弄堂习气不雨从他身上冒出来，回上海探亲，给连队老职工捎半导体收音机，他会到南京路中央商场淘来二手货，充正品卖给人家，从中赚取差价。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很时髦，还不易买到。不明就里的老职工千恩万谢，还送他小豆瓜子等土产。朱松鹤自然是照单全收，还暗中得意，好像沾了多少便宜似的。
就这样的一个人，怀疑他偷布票，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连长责令他停工检查，逼他从实招认。无奈，他承认了好友李旭达的上海牌手表是他拿的，是他趁李旭达不注意，把挂在蚊帐内的手表偷走了。还假惺惺地帮李旭达查找，怀疑这怀疑那的，给自己打马虎眼。但手表已给了他母亲。他答应下次回上海，再还给李旭达。
无意间，手表一案告破。然盗窃布票他没有承认。连里想乘胜追击，抓紧了对他的审问和追查。
朱松鹤的处境已是十分被动。行动失去了自由，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他想摆脱这种困境，想离开这困厄他的是非之地。
他偷偷地给家里发出一信，让家里给他发电报，称：父脚伤很严重，必须开刀，望速回上海。不几天，朱松鹤惶恐地把电报交给了连里。
连长将信将疑。一面让准备回沪探亲的工作组成员小王马上启程，让她到朱家一探虚实，一面稳住朱松鹤的情绪。
小王回沪后即到朱家探望。朱父脚确有一疤，但早已痊愈。小王一纸电文，报告了朱父的实况。与此同时，连里已批准朱松鹤回沪，命他一周后必须返回。
朱即刻答应，并立即动身。
那天一清早，朱松鹤离开十五连到营部，准备搭乘8点半的班车到密山返沪。不巧，班车9点多才姗姗来到。就在同一时刻，连里接到了小王的电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如果班车准时到达，如果朱松鹤搭到别的便车，如果老夏没有拦住他，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事态急转直下。
连长恼羞成怒。朱松鹤竟欺骗领导，蒙骗组织，想金蝉脱壳，想逃之夭夭。但欲盖弥彰，布票失窃一事，肯定和他有关。
于是，审问、批判、逼供迅速升温，严厉程度不言而喻。
朱松鹤顶不住了，忍受不住了。他的小聪明已然失去了作用。他想逃离，但仿佛是天意，刚走却被追回。他犹如困兽，想挣脱，但挣脱不了。他无路可逃，无路可走。他只得招认了，布票是我拿的，我卖给了老乡，换来的钱我花光了。
朱松鹤已经走在绝路上。
第二天清晨，他避过监视人的视线，在十五连场院晾晒粮食的棚子里，上吊自尽。7时左右，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嘴角上还挂着刚冻住的唾沫，全身穿着绿色棉军装。医生赶过来施救，捏住屁股，不要漏气，做人工呼吸。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封遗书，是他临死前的晚上写的：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让你们伤心了。布票不是我拿的，他们逼我，我只好承认……
朱松鹤死了。连里打了一口棺材。指导员让给他穿了一身军装，找来一顶军帽给他戴上。没有追悼会。把他安葬在十五连到十四连的路边，做了一个坟，没有墓碑。
他的大姐夫、小阿姐和上海仪表厂劳资科两人一起来连里处理后事。他们不吵不闹，静静地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默默地向朱松鹤告别。
朱松鹤的姐姐后来说，就在大弟弟死的那天清早，母亲一早起来，就痛哭流涕。她做了一梦，梦见一鼠，被鼠夹夹住了。很多人把夹住的老鼠按在水桶里，把鼠活活地淹死。母亲认为，朱松鹤肯定死了。他生肖属鼠。这是天人感应，还是松鹤托梦?
朱松鹤死后，布票失窃案仍然未破，成了死案。这死案是让朱松鹤背上了，还是另有说法?不得而知。然而，知情人认为，朱松鹤行为再不检点，再有过错，可以肯定的是，布票不是他拿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朱松鹤所在的田野，如今已是淼淼万顷水田，他的无碑坟早已消隐在茫茫稻田中。然而，他死于那个春寒料峭法制尚未建立的时代，当人们不懂得用法律来裁判嫌疑，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朱松鹤的死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方国平根据李旭达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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